抗日战争期间，温州地区霍乱、伤寒及流脑连年流行，缺医少药，死者不计其数，情景十分悲惨，激发了我立志学医，以济百姓。抗战胜利后，我以同等学历考入南通医学院。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封锁长江，学校解散，我又回到温州，在堂叔的诊所习医。我堂叔是温州名医，医术高明，富有临床经验，医德医风亦深得病家颂扬。我每日上午在他诊所实习，午后至深夜在家自学内科有关书籍，使仅学完医学基础课的我，在半年时间内初步掌握了常见病的诊疗工作。解放后我即到省立温州医校担任诊断学、药理学和内科学教学。1951年复学，在内科系学习。因我对内科已有一定的感性和理性知识，除按教学计划学习有关内容外，在内科主任教授指导下，我认真阅读了Cecil内科学、Sodeman病理生理学及Boyd病理学，结合课堂内容作系统笔记，并对学习中的难点和不甚理解之处，求教老师，尽量做到融汇贯通。我的体会是读书应求甚解，理解越透彻，越易记忆，也就能触类旁通。在毕业实习期间，内科主任教授授我处方权，并做代理住院医师工作。在这一年中，我熟悉掌握了内科各种诊疗技术，包括心电图和骨髓象等。同时撰写了“传染性肝炎58例临床分析”一文，刊于《中华内科杂志》1955年第3期。
作者：钱桐荪
来源：中华内科杂志 1991 年 30卷 1期
